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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丙南

　　□2024年或有四大因素支撑中国家庭消费温和改善：一是宏观政策延续宽松，着力扩大内需；二是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延续复苏，将支撑就业逐步改善，并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三是房地产销售降幅可能趋缓；四是消费价格温和回升，有助于消除通缩预期，提振耐用消费

　　□推进家庭消费复苏进程，建议：一是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增加对家庭转移支付；二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就业形势；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镇化；四是筑牢社会保障网，降低家庭储蓄意愿；五是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率，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2023年中国家庭消费增速因低基数和重启效应而明显回升，但复苏力度低于2021年。从全球前30大经济体横向比较来看，人均GDP越高，疫后家庭消费复苏越快。目前制约中国家庭消费复苏的主要因素包括就业和收入预期较弱、家庭储蓄率居高、城镇化放缓、房地产市场有待提振和通缩预期。预计2024年中国家庭消费可能温和改善，社会零售额增速或达到5.3%，高于2022年至2023年平均增速，推动因素包括服务业延续复苏、宏观政策延续宽松、房地产降幅趋缓和消费价格小幅回升。建议：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增加对家庭转移支付；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就业形势；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镇化；筑牢社会保障网，降低家庭储蓄率；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率，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一、中国家庭消费复苏进程

　　经济稳步复苏对消费复苏具有决定性影响。此前，宅经济主导消费，食品饮料、药品等必选消费因囤积需求大幅增长，居家办公与娱乐产品、家居用品、通信产品恢复较快，但出行、交通、餐饮、娱乐等服务业消费大幅下滑。经济稳步复苏，人流和物流恢复，对交通运输、能源、餐饮、住宿、旅游、医疗卫生、服装、化妆品、文体娱乐、托儿幼护等消费具有显著提振作用，但部分服务业由于受疫情影响较大，恢复所需时间较长。

　　中国家庭消费疫后恢复充满挑战。疫情发生对2020年餐饮、金银珠宝、服装鞋帽、家电和音像器材、家具、汽车、建筑及装潢材料等行业零售额影响较大。2021年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汽车、烟酒、餐饮、饮料、建筑及装潢材料、文化办公用品等行业零售额恢复较快。2022年家具、化妆品、网购、餐饮、建筑及装潢材料、服装鞋帽、通讯器材、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等行业零售大幅放缓。2023年中国家庭消费增速因低基数和重启效应而明显回升，但复苏力度低于2021年。预计2023年社会零售额同比增长7.6%，两年平均增速3.6%，低于2020年至2021年4%的平均增速，大幅低于2019年8%的增速。预计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增长8.6%，两年平均增速4.6%，低于2020年至2021年的5.8%，也低于2019年7.9%的增速。假设无疫情条件下2020年至2023年社会零售额增速分别为7.6%、7.2%、6.9%和6.5%，那么社会零售额相比无疫情条件下的复苏率从2020年的89.3%升至2021年的93.7%，2022年又降至87.5%，2023年预计小幅升至88.5%。

　　2023年以来中国家庭各类消费表现分化。从社会零售额来看，药品、汽车和石油制品零售表现最好，预计2023年同比分别增长7%、5.5%和7.2%，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到9.7%、3.1%和8.4%，超过2020年至2021年的8.8%、2.8%和1.8%，也超过2019年的9%、-0.8%和1.2%。餐饮、娱乐等消费复苏较好，预计2023年餐饮、书报杂志和体育娱乐用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9%、6.9%和10.5%，两年平均增速为5.6%、6.6%和4.5%。其他耐用品方面，预计2023年通信器材和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和1%，两年平均增速为1.2%和-1.5%，大幅低于2020年至2021年的13.7%和2.9%。住房相关消费品方面，预计2023年家具零售额增长3.5 %，建筑及装潢材料零售额下降6.5%，两年平均分别下降2.2%和6.4%，而2020年至2021年分别增长3.2%和8.2%。2023年饮料、烟酒、金银珠宝、体育娱乐用品、药品、文化办公用品、汽车和石油制品零售额的预估复苏率超过100%，而餐饮、化妆品、家电和家具零售额的预估复苏率均低于90%。

　　从各行业用电量增速来看，2023年以来电气机械及器材（含部分新能源器件）、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汽车制造、教育文体娱乐、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互联网、医药、公共服务、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强劲，反映相关消费需求恢复较好；但仪器仪表、房屋建筑、通信设备、有色金属、土木工程建筑、计算机制造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疲弱，购房支出和手机、计算机等消费电子需求表现欠佳。

　　二、家庭消费复苏的国际比较

　　全球家庭消费的复苏进程反复。2020年上半年全球消费受疫情影响，宅经济主导消费模式，服务消费大幅下滑。2020年下半年全球消费开始复苏，发达国家引领消费复苏进程。2021年全球消费延续复苏，但东南亚和印度再度经历疫情冲击，消费复苏进程受到拖累。2022年二季度以后，受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通胀攀升、美欧大幅加息等因素影响，全球消费复苏放缓。2023年以来全球消费小幅回升，中国消费开始复苏。

　　从全球前30大经济体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消费复苏好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越发达，消费疫后恢复越快。各经济体家庭消费和疫情前趋势线的差距与人均GDP显著负相关，即人均GDP越高，家庭消费距离疫情前趋势线的差距越小。按照2022年人均GDP将30个样本经济体分为2万美元以下、2万至5万美元和5万美元以上三组，对应三组2023年前三季度家庭消费分别比疫情前趋势线低9%、5%和2%。

　　经济复苏力度、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社会保障水平是决定消费疫后恢复进度的核心因素，这些因素均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

　　首先，经济越发达，科技水平和医疗卫生体系越先进，疫苗研发和接种越领先，经济复苏越快，消费复苏越早。各经济体2021年末疫苗接种比例与人均GDP显著正相关，人均GDP越高，疫苗保护程度越强。

　　其次，经济越发达，宏观政策面临的内外约束越小，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越大，对家庭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和消费信心保护越好，对总需求提振越强。发达国家资本流动和汇率体制相对自由，本币具有国际货币职能，宏观政策大规模宽松面临的约束相对更小；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充满恐惧，本币国际化程度较低，宏观政策大规模宽松面临的约束相对更大。据IMF统计，各经济体2020年至2021年财政刺激规模/GDP比例与人均GDP显著正相关。此外，海权国家政策宽松力度普遍更大，可能由于海权国家对自由贸易和海外供应链依赖度更高，经济活动在疫情前期受冲击更大，海权国家在汇率灵活性和吸引资本流入方面更具优势，政策宽松面临的约束更小。

　　最后，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网越牢固，消费者越独立自信，预防性储蓄和代际转移性储蓄越少，疫情对消费信心的影响越小，疫后超额储蓄释放越快，对消费复苏支撑越强。据OECD统计，各经济体对家庭转移支付/GDP与家庭储蓄率显著负相关，对家庭部门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家庭部门储蓄率越低。

　　三、制约家庭消费复苏的主要因素

　　一是家庭就业和收入情况有待改善。民营企业解决80%以上的就业，由于需求不确定性增加、产业结构转型加快和国际地缘风险上升，民营企业家预期依然较弱，不愿扩大资本支出，就业恢复较慢，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不足。2022年4月以来，消费者就业预期指数延续走低。2023年前10个月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0.5%，反映城镇家庭收入不振。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信贷增速小幅回升但仍在低位，定期储蓄存款增速小幅放缓但仍在高位，家庭调查储蓄率仍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均说明消费信心仍有待提振。

　　二是家庭储蓄率居高。首先是周期性因素，家庭对未来经济、就业和收入预期较弱，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其次是结构性因素，社会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家庭面对失业风险、健康风险和老龄化风险，预防性储蓄意愿较强；住房保障体系仍不健全，为购买房产或偿还房贷，家庭倾向于储蓄一部分收入。最后是文化因素，中国家庭具有忧患意识和节俭为美的文化传统，鼓励储蓄而视过度消费为一种浪费，家庭集体主义文化则推升代际转移性储蓄。

　　三是城镇化放缓。疫情对城镇吸纳就业最多的服务业造成影响，导致城镇化放缓，加剧住房需求萎缩、消费降级和通缩预期。城镇新增人口从2019年的2000万左右降至2022年的650万；2022年服务业就业下降3.6%，城镇就业人数下降1.8%，农业就业人数则增长3.5%。一些流动人口从城镇重回乡村，从农业的净消费者变成净生产者，带动消费降级，减少城镇消费和住房需求，加剧农产品、耐用品和房租通缩。租赁房房租自2022年4月开始环比下跌，2023年前10个月同比仍下跌0.3%。

　　四是房地产市场下滑。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延续下滑，通过财富效应、信心渠道、配套消费、供应链和信贷渠道影响家庭消费。房产在中国家庭资产中占比超过60%，房价下跌令家庭财富缩水，降低家庭对未来经济前景信心，减少家庭消费意愿。购房活动会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配套消费，房地产销售大幅下滑对配套消费具有负面影响。房地产相关产业链众多，房地产下滑对建筑、家居装饰等相关产业产生连锁反应，减少就业机会和家庭收入，从而影响家庭消费。房地产是重要抵押物，房地产下滑导致银行可能收紧相关贷款条件，影响家庭消费信贷增长。

　　五是通缩预期。首先，通缩预期将推高实际债务负担，降低消费信贷需求，抑制家庭消费。其次，通缩预期将打击资本支出和耐用消费，因为经济主体将推迟资本支出和耐用品消费，以等待价格进一步下跌。最后，通缩预期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经济前景预期转弱，降低消费信心，减少非必需消费品支出。

　　四、中国家庭消费未来复苏前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主要举措包括：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消费环境；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2024年中国家庭消费可能温和改善。预计社会零售额增长5.3%，高于2022年至2023年的平均增速。药品、食品饮料和书报杂志零售额或保持较快增长，预计2024年分别增长9%、6.5%和7%；文化办公用品、通信器材、化妆品、家电和家具零售额改善，预计2024年分别增长9%、8.5%、6.5%、4%和4%；体育娱乐用品和服装零售额小幅改善，预计2024年分别增长6%和3.5%；建筑装潢材料零售额可能延续下跌，但降幅或收窄至2024年的-3%；汽车零售额增速可能明显放缓，预计从2022年至2023年平均增速3.1%降至2024年的2%。

　　2024年或有四大因素支撑中国家庭消费温和改善。

　　一是宏观政策延续宽松，着力扩大内需。2024年除房地产外大部分行业低基数效应减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更具挑战，预示宏观政策可能更加宽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预计广义财政赤字可能明显增加，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上升，中央将加快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和政府供应商的现金流可能明显改善，有利于提振资本支出、就业和家庭消费。中国将延续货币政策宽松，进一步降准和降息，引导银行扩大信贷供应，鼓励银行加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重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

　　二是吸纳就业较多的服务业延续复苏，将支撑就业逐步改善，并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2023年以来大部分月份服务业PMI超过50%的荣枯线，显示服务业在持续扩张。预计服务业GDP增速从2023年的6%降至2024年的5.2%，但高于2022年至2023年4.1%的两年平均增速。服务业吸纳50%以上的中小企业和就业，服务业延续复苏将支撑就业、收入和消费信心。

　　三是房地产销售降幅可能趋缓。预计核心城市房市有望率先企稳，二手房市场先于新房市场复苏。一方面，房地产政策将延续宽松，核心城市可能进一步放松限购政策和二套房贷款政策，央行可能进一步下调5年期LPR并引导银行加大房地产信贷供应，政策宽松的提振效应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温和复苏将支撑家庭就业和收入预期改善，政府强力保交楼有助于降低潜在购房人相关担忧，潜在购房人入市意愿可能改善。房地产市场降幅趋缓有助于改善消费信心和住房相关耐用消费。

　　四是消费价格温和回升，有助于消除通缩预期，提振耐用消费。目前猪粮比已接近历史谷底，较大亏损压力将推动行业去产能，预计生猪价格可能在2024年见底回升。城镇服务业延续复苏，流动人口逐渐重回城镇，就业和消费将温和改善，预计食品和核心CPI增速分别回升至2024年的1.4%和1.5%。全球制造业去库存周期结束，工业品价格可能止跌迎来小幅上升，大宗商品可能小幅波动。受益于生猪去产能、城镇服务业和家庭消费改善以及制造业去库存周期结束，预计GDP平减指数、CPI和PPI增速分别升至2024年的1%、1.4%和0.3%。

　　五、加快家庭消费复苏的建议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方向，增加对家庭转移支付。家庭部门就业和收入恢复较慢，家庭资产负债表则受房地产市场延续下滑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大规模转移支付可以较快提升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并通过提振资产价格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目前中国财政转移支付中对企业补贴占比较高，更多刺激企业生产和投资，可能加剧产能过剩与通缩预期。此外，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支出占比较高，随着人口老龄化、年轻人口向大都市聚集、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上升，基础设施投资的财务回报和社会效益已大幅下降，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面临快速增长压力。可调整财政转移支付流向，增加对家庭部门转移支付，采用定向给中低收入群体补贴或普惠式发放消费券形式。

　　二是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就业形势。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90%的新增就业和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民营企业信心关乎就业形势，关乎家庭收入和消费信心。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第一，完善法治和营商环境，提高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第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市场准入壁垒，提高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第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创新投资回报率；第五，加快对外开放，改善国际关系，降低地缘风险。

　　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城镇化。城镇化通过规模经济和促进分工增加就业机会，通过要素聚集和创新活动提升收入水平，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建议加快户籍改革，加大公共财政对公共服务投入，完善保障房、社会保障、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体系，吸引更多人口从乡村流向城镇，促进城镇流动人口市民化，助力年轻人在城镇安居乐业。城镇服务业在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建议加大对服务业支持，鼓励现代服务业创新，加大财政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促进劳动力供求更加匹配。

　　四是筑牢社会保障网，降低家庭储蓄意愿。中国家庭储蓄率超过30%，显著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导致中国家庭消费率较低。中国家庭储蓄率居高，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家庭储蓄意愿：第一，持续扩大城镇就业机会，降低家庭对就业不稳定预期；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加全面可靠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家庭对未来风险的担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第三，鼓励消费供给侧创新发展，提升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服务供应质量，激发家庭消费意愿。

　　五是稳定房地产市场，提升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率，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目前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中房产占比较高，房地产市场波动对家庭财产性收入和消费信心影响较大，短期内应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中长期内，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变化趋势，提升资本市场回报率：第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投资者保护，这是改善投资回报的基础；第二，鼓励上市公司分红，降低红利税；第三，大力发展专业机构投资者，提升资管产品收益率；第四，壮大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力量，促进资本市场稳定，改善市场长期回报。

　　（作者系招银国际经济学家）